31省上半年财政收入排名出炉：广东7421亿断层领先，西藏增37%领跑释放什么信号？

截至2026年8月13日，31省份上半年“政府账本”全部披露。广东以742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35年蝉联榜首，江苏（5941亿元）、浙江（5551亿元）分列二三，东部六省合计约3.2万亿元，占全国地方本级收入近47%；西藏以37%同比增速领跑，江西、辽宁均下降7.2%。[1]

据财政部7月22日发布的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，2026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，同比增长4.7%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8807亿元，同比增长2.7%。[3]各省份随后在官网公开了当地收支数据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，广东收入规模毫无悬念稳居榜首，且连续35年保持全国第一。[1]

从全国层面看，地方本级收入增速（2.7%）明显低于中央收入增速（7.5%），也低于全国总收入增速（4.7%）。这背后是地方税源结构更依赖土地和传统服务消费，而中央税种在企业利润、消费税等环节受益更多。地方财政的“体感温度”比全国数据更冷，也是“紧平衡”的宏观根源。

31省上半年财政收入排名前三强是谁？

答案是：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。广东以7421亿元居首，同比增长2.8%；江苏以5941亿元位列第二，增速1.8%；浙江以5551亿元排名第三，增速0.3%。粤苏浙三省收入合计约1.9万亿元，占全国地方本级收入超四分之一。[1]

从收入梯队看，广东是唯一超过7000亿元的省份，断层领先；江苏、浙江位于5000亿-6000亿元区间，构成第二梯队；上海、山东均超4000亿元，位列第四、第五；北京以3571.2亿元紧随其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山东的财政收入在不同公开渠道存在口径差异（有说法为4436亿元），具体数值需以官方实时信息为准。

广东之所以能连续35年稳居第一，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。作为外贸第一大省，广东的进出口环节税收和企业所得税贡献显著，同时深圳、广州等城市的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也在持续提供增量税源。即便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，广东依然能保持2.8%的正增长，可见税源结构相对多元。

表中可见，广东领先第二名江苏约1480亿元，这个差额超过不少中西部省份半年的收入总量。江苏和浙江虽然增速不高，但税收占比高、产业结构新，抗风险能力较强。上海与山东同为4000亿级，但收入来源差异显著：上海靠总部经济和金融，山东则依赖制造业和海洋资源。

西藏财政收入增速为什么能达37%？哪些省份负增长？

西藏以37%的同比增速领跑全国，新疆、甘肃等西部省份也保持两位数增长。这首先是基数效应——西藏收入规模小，一个大型项目落地就能带来明显增幅；其次是资源型经济回暖和基建投资拉动；再次，中央转移支付和产业援藏政策也为当地税源培育提供了支撑。据上海证券报引述的分析，西部省份的“高增速”更多是修复弹性，而非内生财政能力的质变。[2]

与高增速形成对比的是，江西、辽宁、广西三个省区上半年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，降幅分别为7.2%、7.2%和0.6%。此外，一季度数据还显示，山西、陕西也录得-3%的同比降幅。第一财经分析指出，这些省份受传统产业税源收缩、房地产相关税收拖累明显，且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。[1]

有网友调侃：“西藏的增速是真的猛，可惜体量小，广东一个零头都比它全年多。”这种对比恰恰说明，单看总量或单看增速都会失真，必须把规模与质量放在一起审视。

资源型省份的财政收入往往与大宗商品价格高度相关。以山西为例，煤炭价格的高位运行曾将其财政收入推向高峰，而价格回落则直接拖累税收。类似地，辽宁的石化、钢铁产业也面临产能调整压力。这种“靠天吃饭”的特性，使得这些省份的收入增速波动远大于东部发达地区。增速分化背后，是产业结构与市场周期的双重结果。

财政收入质量怎么看？浙江80.2%和北京87.3%的税收占比说明了什么？

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，是衡量财政质量的核心指标。税收占比越高，意味着地方财力越依赖企业盈利和个人收入，而非罚没、资产处置等非税收入，可持续性更强。2026年上半年，北京税收占比达到87.3%，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最高；浙江以80.2%位居省级行政单位第一。江苏、陕西、海南、天津等地的税收占比也超过70%。[1]

为什么北京税收占比能最高？这与北京的总部经济结构密切相关。大量央企总部和金融机构注册在京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贡献集中，同时北京土地依赖度相对较低。浙江则是民营经济活跃，数字经济和服务业贡献了大量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。相比之下，部分中西部省份税收占比偏低，非税收入（如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）占比高，财政收入容易随资产处置节奏而波动。

当然，税收占比并非越高越好。某些地区税收占比高，可能是因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集中在特定时期，或是因为非税收入统计口径差异。更科学的做法是观察税收收入中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长期变化趋势。此外，税收占比还与地区产业结构有关，不能简单跨省对比。上海证券报引述专家观点指出，在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的背景下，税收占比高的地区，财政抗冲击能力明显更强；而税收占比低的地区，可能需要通过增加非税收入来“补窟窿”，但这样会加重企业和社会负担。[2]因此，评价地方财政，不能只看排名，还要看收入质量。

东部六省收入占全国地方近47%，对区域均衡意味着什么？

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山东、北京东部六省上半年财政收入合计约3.2万亿元，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47%。换言之，全国近一半的地方财力由这六个东部省份贡献。更重要的是，东部六省还是中央财政净上缴的核心来源——它们上缴中央的税收大于中央返还的转移支付，资金通过中央财政机制流向中西部，支撑当地民生和基建。[2]

这种“东部扛鼎、西部追赶”的财政版图，既体现了区域经济的梯度差异，也保障了全国公共服务的基本均衡。东部省份的净上缴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资金来源，对中西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起到关键作用。反过来，中西部的高增速项目，也离不开转移支付带来的启动资金。

但也要看到，东部六省的增速普遍在3%以下，未来能否持续“输血”存在不确定性。而中西部内部冷热不均：西藏、重庆、青海增速亮眼，但山西、江西、辽宁等省份仍在修复中。区域财政分化可能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必须正视的挑战。

对于企业而言，这样的地方财政格局意味着市场重心的分布。东部六省虽强，但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上升也是现实；中西部看似高增速，但市场规模和配套能力仍有差距。企业布局时应结合财政质量、产业政策和物流成本综合判断，而非单看增速。对居民而言，财政收入往往影响地方教师、医生等公共部门薪酬，以及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。

地方财政“紧平衡”如何破局？

几乎所有省份都面临“收入增速跑不赢支出增速”的紧平衡压力。上半年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2.7%，但据财政部数据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更高，民生、基建、偿债等刚性支出持续攀升。[3]叠加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，地方财政自给率普遍下滑，没有一个省份实现完全收支平衡。

破局路径可以从三方面观察：一是短期盘活存量资产，包括国有闲置资产处置和股权划转充实社保等；二是中期推动产业升级，培育数字经济、高端制造、现代服务业等新税源；三是长期深化转移支付制度和地方税体系建设，让地方有稳定且与事权匹配的收入来源。

看懂地方财政数据，可以抓住三个指标：一是收入增速，反映当期经济活跃度；二是税收占比，反映收入质量；三是财政自给率（地方本级收入/地方本级支出），反映对转移支付和债务的依赖度。以西藏为例，其收入规模小，财政自给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对转移支付依赖度极高；而东部发达省份自给率普遍较高，这是区域差异的真实写照。

对普通人和企业来说，地方财政数据是观察区域营商环境、公共服务水平和债务风险的重要窗口。例如，财政收入负增长的地区，可能面临公务员降薪、拖欠工程款等风险，企业应关注政府类应收账款回收周期；而财政质量高的地区，往往营商环境更规范、优惠政策兑现能力更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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